距離生日結束還有半小時。對我來說，今年收到最大的驚喜是將近五年不見的好友見了面，聊了許久；感覺如同今晚台北的夜空一樣，涼爽而舒適。約好了下次一起喝下午茶，我會找一家好店的。
另一個則是櫻妹妹貼心的書稿，傅利曼爺爺的傳記耶！怎麼能不先睹為快呢？於是今天便用下午的空檔讀完了。
我出生的那一年，傅利曼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年在對岸，周恩來過世了，四人幫開始走入歷史；中國大陸開始向資本主義靠攏。那一年的台灣出生人口也到達了最高峰，而同年Apple就在Jobs、Wozniak與Wayne手上創立了。可以說那年風起雲湧，也可以說那年雲淡風清，但那年的許多事終究型塑了我們所熟知的現
代生活。
收到書稿前，櫻妹妹曾經問我：『克魯曼和傅利曼比較欣賞哪一個？』仔細想了想，兩位都是當代重要的經濟學家，某種程度來說也都還算是實證主義的奉行者；但就觀點來說，傅氏對我吸引力遠大於克魯曼。當然務實是一個重點，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就我的認知來說，經濟學這門學科解釋了許多人類社會行為，而這些行為或政策並不那麼非善即惡；相反地，它需要收集更多的事實經過分析，提出預測之後，提出的建言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傅利曼在公共事務的觀點上相對比較宏觀。
櫻妹妹說：『所以妳覺得以企管大師來做譬喻，傅利曼比較像Drucker，克魯曼比較像大前研一囉？』這個譬喻一針見血，完全打中我沒法表達好的那個點。
當然Drucker和Friedman還是有些觀點上的不同；Friedman認為企業除了對股東付有責任之外，不需為其它人負責；而Drucker則認為企業除了創造客戶之外，亦需肩負起部份的社會責任。但兩人在個人特質與其學說上多少有些相似之處。我想最大的重點是：Drucker把經理人當人看（太多人不把經理人當人看了；他們把經理人給神化了。）Friedman則是透過文字與節目讓市井小民也能理解經濟與公共政策的運作，而不再只是令人摸不著頭緒的公式與模型。
當然經濟學絕對不是完全的數學，它畢竟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從有經濟活動以來就存在著了。（當然也要感謝Adam Smith，若不是他，經濟學可能也只是個模糊的概念而已。）但沒有數學的研究方法，經濟學很有可能會成為一門空洞的學科。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他可以成功地由數學轉向經濟學研究的主因。
不過與其說是欽配他在公共領域所發揮的影響力，不如說我更喜愛從事教職的他。常常人們在感嘆自己遇不上一位好老師，但真面對到像他這樣一位好老師時，我們又是否有能力可以承受。就像書中提到的：『泰瑟回憶當時學生們的研究報告，他說「如果你說了些蠢話或荒誕的話語，只能指望老天救你。」』而傅利曼本身對於教學的看法則是：『米爾頓認為教導一門學科是學習這個學科的最佳途徑。透過教學，就能瞭解他對這門學科的知識是否不足。』這樣的教學與治學態度，又怎不令人佩服呢？
當然這本傳記沒有『別鬧了，費曼先生』來得趣味橫生，更不像『我們的新世界』或是『旁觀者』那般娓娓道來；這是傳記作家怎也比不上自傳者的宿命。但就像最後的訪談傅利曼的那句結尾：『歷史從不會結束。』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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