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3日 星期一

是的,我們還有時間。

生命中有些事情只要經歷過,便一輩子都不想要再有第二次經驗,而那樣的記憶會讓一個人學會保護生命中珍惜的一切,比方戰爭、比方不景氣。那不是一個人努力就能夠有所改變的事,而是一個時代所共同造就的業。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有好些朋友不是被放了無薪假,便是無預警地裁員;類似的戲碼也在家裡上演,母親工作的飯店也開始放起了無薪假,小妹和弟的公司稍微好一點,沒有年終獎金;但不管如何每一個人都還算保住了自己的工作。這陣子看來經濟環境似乎有點起色,但對許多人來說並不是這樣。我們面臨的挑戰是一個時代的轉變,這個轉變也許有迹可循,但終究超出了人們能夠控制的範圍。是的,一切都在改變。

1929年距離今日也有了80年,幾十年的歲月過去了,人們從夢靨中醒來,卻又重新陷落。世紀初的網際網路泡沫破碎,經過了幾年,人們以為事情都過去了,而事實上,一切在2007年再度捲土重來,而模式竟與80年前發生的模式幾乎一模一樣;這是跳不出去的迴圈嗎?讀完了Galbraith的《1929大崩壞》,我不禁問了自己這個問題,很不幸的是,這一切並不是用我有限的智力所能夠獲得答案的問題,也許,這是個可以丟出來讓大家一起思考的問題。

一切要從二萬八千元開始談起。在2006年底,我將自己的部份保險保單轉換成了投資型保單,當時有了這一小筆分紅;從未買過基金和股票的我將這一小筆錢投進了歐洲基金,今年初,淨值只剩下五千多元。而在賠錢的同時,原本投保的保險公司也易主了;僅管保險的內容不變,但心情起伏之大,應該也是多數人在這一年多所經歷的。

葛老在退休時曾為他當時的『軟著陸』感到自豪,但幾年後卻被許多人攻訐;而所有經濟政策孰是孰非歷史自有其公斷,每一個人活在時代的當下未必能夠做出在歷史上正確的抉擇。『但是我們還有時間,可以等著看。』這是James K. Galbraith在序中說的,也是我們能夠做的。

身為一位悲觀的公民,我從不期待政府可以針對這樣的不景氣做些什麼;有的時候不是人格的問題,而是能力的問題。消費券並不是什麼紅包,在納稅的那時我們比誰都應該清楚,它只是短暫地讓消費市場看起來有起色,但就業問題不能解決,什麼都是假的。股市的問題也一樣,許多小老百姓原本寄望的一點點小積蓄就這樣消失了,眼睜睜地。但就算動用了國安基金,是否能夠挽回人民的信心呢?也許我們再回到書中看著1929年的胡佛政府。

『有的時候,開會只是為了尋求志同道合的人,或者至少能夠逃避個別的責任。他們渴望能夠得到主持會議所擁有的威望,這樣促使他們召集一群人參加自己所主持的會議。最後,召開一些會議不是因為有問題需要解決,而是營造一種正在解決問題的假象。這樣的會議不但能取代行動,而且普遍被認為其本身就是一種行動。』

這段話對於當時的白宮會議有著一針見血的評斷,至於是否有所作為,在五零年代作者再回頭看年輕時的往事有著強烈的映證。有很多時候能不能夠有所作為不是只有決心而已,而是時勢;時勢卻是由很多很多已經發生的事實所疊砌出來。人們能做的不只是不向現實屈服,而是一步步地重新從衰頹中站起來,需要勇氣,也許要智慧。而人們總是能夠站起來的,歷史不正是一次又一次證明了這一切?

是的,我們所面對的,和80年前面對的狀況並沒有太大差異;我們仍可以有所選擇,日子會不會更好或更壞,短期內並沒有人知道;但所有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人身上,『誠實』能夠量化?幾十年後,也許我們會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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