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眉角」Part 3：關於言論自由這回事

慢慢你會發現，所謂的言論自由的根本是對自己負責，這無關孰是孰非，但卻是要時時提醒自己，縱然我不贊成其他人的說法或言論，但我可曾尊重對方說話或發表的權利？

也或者說，是社群網路的發展讓所謂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界線越來越不分明，這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吧，就算是在現實世界裡，當你和一個人說了某些話，就得要有你的秘密被宣傳出去的心理準備。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你就得要把你的立場給隱藏起來，或者是害怕引起衝突、甚或是不想要有不爽的感覺，最後就乾脆說謊；但這也不代表著反對者就應該要對於另一方的言論發動各種攻擊，或是冷嘲熱諷，或是大聲怒罵，這其實都不是正向的循環。

當然，在尊重與捍衛立場之間，我自己要修煉的地方還很多，也必須承認自己在骨子裡就是有股倔強〈好吧！其實就是個性很機車。〉，這陣子讓人憤怒的事情太多，其實慢慢也開始對自己發出警告，別讓自己的憤怒淹沒了理智，批判不是壞事，在某種程度上，表示自己至少還有思考的能力；批判不是謾罵，若是混為一談，就侮辱了「批判」二字，也侮辱了自己。

期許自己仍保有理智思考的能力，也期許自己在捍衛自己的說法與立場的同時，仍保有對人的尊重。

數位時代的「眉腳」part 2：關於Facebook粉絲團的一些行銷思考

昨日去老東家進行會報，中午和要好的前同事一起吃飯聊天，聊了近日的一些事情，也小小就最近看到的各種狀況做了討論與意見交換，所有認真做過的事都會變成自己的本能，不管那是什麼，都會對自己發生一些影響，也會帶來一些啟發。當然也很有可能是因為自己已不再是局內人有關。

聊到流量與會員成長率時，很自然便談到品牌授權與前部門近日的 Facebook 操作，基本上社群行銷本不是什麼新課題，可以說，現在好像每一家公司、每一個品牌甚或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 Facebook 帳號，不管那是粉絲團或是個人頁面都好，使用 Facebook 好似一種行銷的基本規格，沒有的才奇怪。但我常想，一家公司或者是一個品牌該要註冊多少個帳號？彼此之間的差異又是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究竟是在把餅作大？還是只是在同一群人間打轉？這個疑問其實早在我還在前公司時就一直存在心裡，當然不只是 Facebook 頁面，還有各部門各自獨立的網站或者是部落格。

分眾行銷沒什麼不好，畢竟有些活動是有地域性與時間性，你很難要台北的會員去留意台南的活動，不管從交通成本或是時間成本進行考量都是很不切實際的，但是帳戶越多就真的越好嗎？老實說這一兩年的觀察下來，我其實有點懷疑這麼做的效益是什麼。當然每家公司〈或者是部門〉對於操作粉絲頁面都有不同的評估與考量，都有各自的 KPI，但能不能夠經營成功，終歸還是要去思考經營的目的是什麼？希望與使用者溝通的是什麼？也或者是我自己的偏見，如果不能夠引發使用者的興趣與共鳴，就只能說那是一個「雞肋」等級的粉絲頁面，能夠為企業帶來的效益終究有限〈但不能說完全沒有效益〉；然而什麼叫做好的經營，我其實也還在摸索，硬要說的話，我只能說「誠意」很重要。我也相信每一個經營自家網站、粉絲頁與部落格的經營者都是很有「誠意」要提供給使用者資訊，以期提高會員成長率、回流率、營收、流量……這些對企業經營者來說都很重要，也都很實際，但對使用者來說，同一家公司卻有這麼多個不同入口會是件好事嗎？我其實對於這件事有點存疑。

會加入某一個企業或是品牌的粉絲頁，必定對該品牌有些興趣〈不只是忠誠會員，也還有競合者，或者是因為活動而被莫名其妙拉進粉絲團的人〉，每一位加入粉絲頁的會員也都有著各自的期望值，且不論是想瞭解活動、或是看到好內容、甚或是可以在那上面提出建議，藉此和企業發生更多的互動……從操作者轉換為使用者的我，對此有更深的體會。操作者的痛苦在於想新梗，用更好的語彙去引發一些什麼，但使用者的痛苦在於，這樣多的品牌粉絲頁卻傳達著類似同樣的訊息，為了不讓自己再繼續痛苦下去，退出該粉絲團幾乎就成為必然的動作。我自己是還沒有進行到這個動作，但已經在動這個念頭，如果有天做了也好像蠻順理成章的。

我當然不可能為這個問題下什麼答案，因為經營者的確都會有各自的考量，但當我們來到一個資訊過剩的年代，我們還能用著同樣的方法行銷嗎？我自己是很懷疑。我們究竟要提供給使用者什麼？對使用者來說那必要嗎？我想，這不只是前公司的行銷課題，也是我在工作上所要面對的課題。

《狼廳二部曲：血季》：都鐸王朝之花系列大戲

雖然不能全怪在巴森阿伯頭上，但總覺得之所以這麼快飛快看完《狼廳二部曲：血季》，一定是出自於某種自暴自棄的心態，那種感覺和讀《危險關係》的心情很像，老實說扯爛汙的程度也差不多，但不同的是我等《狼廳二部曲：血季》等了兩年，《危險關係》則是丟在書櫃上一年之後才打開。

第一部的敘事，讓我對於亨利八世還有點同情，畢竟他也只是個凡人，他的權力讓他的處境孤獨而危險，〈前情提要在這邊〉但到了二部曲時，我已經完全無法對這個傢伙產生任何同情，而是開始感到噁心。伴君如伴虎不管套用在英國或是古代中國也都是一體適用的，克倫威爾當然是最懂這一切的人，克倫威爾與亨利八世之間的關係既是君臣，某種程度上也還算是朋友；也或者應該說亨利八世基本上應該是不會有朋友的，在小說中克倫威爾在這方面顯然一廂情願的成份多些，實際狀況我猜想應該也相去不遠。亨利八世需要錢，需要把離婚正當化，需要女人……這些事都需要有一個能讓他信得過的人幫他做到，克倫威爾顯然也勝任愉快，亨利八世在處理許多事情上面顯然也不是太乾淨，但少了克倫威爾恐怕就是完全不可能做到──尤其是婚姻這檔事。

我不是不理解在那個年代，生不出兒子的女人是沒有什麼權利可以說話，甚或是有罪的，但在這部曲中，生不出兒子顯然不是 Anne Boleyn 被送上斷頭台的最大原因，但基本上 Anne Boleyn 成為下堂妻本來就是意料中事，大抵來說，一個君王追求任何一個女人的原始意圖，最終也必定成為厭煩的主要因素，Boleyn 家的命運基本上和唐朝楊貴妃家的狀況有點雷同〈本人做出無聊的對照表如下〉

清算 Boleyn 家的過程是這部曲的重點，數字周刊上的八卦場景的出現也沒有什麼好讓人意外的。Anne Boleyn 是不是真有和自己的親兄弟發生亂倫，各家眾說紛紜，但讓自己的皇帝老公戴上綠帽，各家看來倒也還算是一致同意，克倫威爾幫皇帝擺平婚姻問題不是第一次〈但最後還是因為擺不平皇帝的婚姻問題給宰了。〉，扣上一頂讓亨利八世戴綠帽的大罪名，哪還有什麼擺不平的？也許最大的問題是在擺平之後的權力分配問題，但話說回來，裙帶關係之所以能夠成立，重點還是在亨利八世身上，亨利八世或許是個色欲攻心的色狼，卻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他當然知道 Seymour 家打的是什麼算盤，更有可能他本身也已經受夠了 Boleyn 一家子；對照起 Anne Boleyn 的跋扈，Jane Seymour 的小女人姿態顯然滿足了亨利八世的大男人心理。我不太確定亨利八世如果活在男女平權的現代要會怎麼過日子，小說中對 Anne Boleyn 的著墨不多，但能夠促成英法兩國在法國北部加萊召開會議，讓法國轉而支持亨利八世的二次婚姻，基本上應該就不是什麼省油的燈〈是說亨利八世這六個老婆哪一個是省油的燈啊？〉，但她的確少了克倫威爾的城府，就本人的立場來說，我實在無法同情 Anne Boleyn 的境遇，說真的，她的生活對我來說就好像是灑狗血的花系列連續劇一般，初看一兩集還覺得香豔刺激，第三集後就是爛戲拖棚，克倫威爾就是收拾這場爛戲的倒霉鬼。

南方朔老師的導讀破題便是「血色的美人黃昏」，亨利八世的離婚大戲最後也以血流成河告終，Anne Boleyn 對英國最大的貢獻或許是生出伊莉莎白女王〈一個女兒就足以打敗十個兒子？〉我還是不喜歡亨利八世，但有什麼好說喜歡或是不喜歡的呢？他是老闆，他說了算，這點我和克倫威爾大約是一致的；只是如果愛德華六世再多活個三十年？又或者克倫威爾不要向亨利八世推薦新娘，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

just one minute

一分鐘有多長？該是要轉瞬即逝？還是天長地久？

又或者，那是一種錯覺，以為記著那一分鐘就能代表永遠，而事實上，過去了就只是過去了，就好像蘇麗珍說的：「我以前以為一分鐘很快就會過去，其實是可以很長的。有一天有個人指著手錶跟我說，他說會因為那一分鐘 而永遠記住我，那時候我覺得很動聽……但現在我看著時鐘，我就告訴自己，我要從這一分鐘開始忘掉這個人。」

從《阿飛正傳》一路到《2046》，戲裡永遠有一位蘇麗珍。蘇麗珍這個 icon 對於王家衛來說是什麼？也或許是張愛玲阿姨筆下的白玫瑰也說不定，總覺得《阿飛正傳》還有著向《紅玫瑰，白玫瑰》致敬的味道，但從《花樣年華》開始，她便是專屬王家衛的女主角，而這個角色也只能是張曼玉，再也不是其他人能夠演出。在《阿飛正傳》的張學友好稚嫩，張國榮的眼神卻已經足以讓我死好幾次；如果不是張國榮與梁朝偉，我猜想王家衛的電影就不會讓人記得如此深刻。倒也不是說其他的演員的演出不夠動人，事實上，那種特殊的頹靡並不是單靠台詞、配樂或運鏡就夠完整呈現，而是眼神流轉，還有一種特殊的姿態。周慕雲和旭仔並不是同樣類型的人，只是兩人在不同的狀況下成為浪子。也許周慕雲的那句：「我很快就適應了這種生活，雖然有時只是逢場作戲，雖然有許多只是霧水情緣，不過沒關係了，哪來那麼多一生一世。」便是要為這一連串的王家衛式愛情做個了結，困在你愛她，她愛他卻不愛你，一連串磨人的小情小愛，像蚊子叮咬似的，抓也不是，不抓也難過。

如果不是因為先看了《花樣年華》與《2046》，《阿飛正傳》對我來說也不過就是個浪蕩子的故事。其實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所有文青都一定要看王家衛的電影，非得要能談上一些關於六○年代的什麼才能夠表現自己是個文青，表示自己懂得一點什麼，這世界再也回不去曾經的美好……，但對我來說，撩動我的並不是那些所謂的文藝氣息，而是每個人生命中必定都會有的一些記憶與秘密。不是每個人都會上山找個樹洞傾訴自己的秘密的，也不是每個人的記憶都是潮濕的，但每個人必定有過某段關於一分鐘的記憶，「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

《500》告訴我的事：圓仔也不是誰都能搓的

在充滿罪惡的城市〈也可適用國度、社會甚或是星球〉，你如何維持你的人格正直？特別是，其實你也曾經是個罪犯，現在也算持續在犯罪的狀況。或許，《九品芝蔴官》中包龍星父親的遺言就是給麥克‧福特最好的建議：「貪官奸，清官要更奸。」，至於惡人會做些什麼，麥克‧福特基本上都清楚，也可以說他根本就能做得很完美。華府政客的偷拐搶騙，哪招他沒在街頭玩過？只不過他後來頂著哈佛法學院光環，遊走於華府政客之間。

基本上，《500》根本就是為了拍成電影而寫成的小說，情節大約是《九品芝蔴官》和《全民公敵》的混合版。不管是在美國或是在台灣，政治向來是人人可談，卻是人人不見得理解其中的真實運作模式，政治人物與財團間的利益糾葛時有所聞，卻也不是誰都有本領查到其中的真正內幕。我不太確定台灣是不是有一個像戴維斯集團那樣的機構，但用「搓圓仔」來形容戴維斯集團的核心業務之一，我想應該相去不遠。政治人物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一定有些弱點，只要能夠掌握住弱點的 MICE 原則〈可不是麥肯錫的 MECE 原則〉：金錢〈Money〉、意識型態〈Ideology〉、妥協／脅迫〈compromise/coerce〉、自我〈Ego〉，基本上要操弄並不難。操弄一般小老百姓所能穫得的好處並不多，但被操弄的若是菁英政治人物可就是大問題；但基本上能夠擠進華府也不是省油的燈，或多或少也能理解對方的企圖，釋出一點小弱點去換取一些資源也不是不可能。可以這麼說吧，這樣的狀況絕對不只出現在華府，在商場上，這樣的事情更是層出不窮；用財團的錢去換得對財團有利的法規，政客則用從財團那裡拿到的資源去換去更多的選票或是政治資源，於是上下交相賊，金錢與權勢的糾葛再也無人能解。

這倒也不是說，從政的人全部都是壞人，只是我們大多時候都忘記了，所謂的精英並不一定是生長在多數人如你我所踩的地表之上，他們許多人並沒有用一個月僅止兩三萬元卻要想辦法在台北討生活的日子，更少人有過做家庭代工的童年紀憶；他們對於生活的知識來自於他人會為精英打點完成，從街頭一路拼進華府〈或是任何政府〉的人畢竟太少，面對金錢與權勢仍能始終如一無所畏懼的人更少。當然這不能夠成為犯罪的藉口，不對的事情就是不對，即便理由再怎麼漂亮，讓老百姓或甚至是整個國家因為你的行為而遭受到傷害就是不對的。麥克‧福特大約就是這個關卡過不去，最後才會讓自己困在進退維谷的險境。題外話，我總覺得應該要讓 Robert De Niro 來演戴維斯，才能把那股子深沉城府給演出來，至於麥克‧福特誰來演，我還真沒什麼意見，Christian Bale、Bradley Cooper 或是 James Franco 都是好人選，應該也都可以演出戲味來。〈唔，硬要我選的話，我應該是會選 James Franco〉

我們真能完全信任政治人物嗎？這是闔上書時的最大疑問。但或許更應該要問的是，何以我們不能夠再信任政治人物？某種程度上是不是也代表著我們自己的不可被信任？圓仔當然不是誰都能夠出面去搓的，但當機會來時，你會願意出去當搓圓仔的那個人嗎？正直地活著，再也不是那麼容易的課題；選擇乾淨地在街頭潦倒，或用髒手握住金錢與權勢，試問，孰勝？

信心崩壞之後

這陣子的事情不少，不管是外在的大環境抑或是自己的個人生活都是，大抵來說無非是信心崩盤，只不過個人生活還可以在朋友的愛護與安慰之下支撐著自己再站起來，了不起就是知道有些人的不可信；大環境呢？我不確定。

七月三十日那晚，還在 T 大唸書的小朋友 A 和我說，他也要到中天現場抗議，我嚇了一跳，A 素來是個溫文儒雅的孩子，認識他兩年多，他總是對長上極有禮貌，但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上街抗議素來不是他的風格，和他聊了一下，我也不打算勸阻，只能要他小心人身安全。無獨有偶，在連署專頁中又認識了和 A 同年的 W，W 的文字極有條理，和 A 相較之下，W 比較像是會上街的熱血青年。抗議當日，我的心情七上八下，明明還有事情待處理，擔心著兩個男孩的安危，讓我不斷地切換視窗看著新聞與臉書上由其他人轉發的現場消息。

A 當晚回家後和我報了平安，並且和我聊到他的想法與觀察，他和我提出了他的疑問和想法：「我覺得在現場喊口號的時候，其實有些口號不是我那麼認同的，可是在那個場合下是不是真的要跟著喊？……我昨天有邀請一些同學一起去現場，他們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讓我產生"我去抗議現場真的是對的嗎"的疑慮。但我還是去了，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站出來是需要一些衝動的, 而且我自認我對這個議題還算有把握，而且是有在觀察的。……走出去最不一樣的點就是你會面臨很多聲音，和以往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是很不同的……」和 A 聊天的過程，也讓我重新思考一些事情，關於正義，也關於信任。

信心之所以崩壞，往往是因為在開始時我們都對承諾信以為真，我們都以為政府再怎麼樣，也不會拿飲食安全去交換沒有人清楚明白的政治承諾；我們都以為我們的房子是我們自己的，但當公權力坐視不管，王家照樣被拆，直到輿論壓力出現，才開始討論其正當性（重點是，房子還是被拆了。）；我們相信政治人物的「原屋保留、以地換地」，但選票到手，政見跳票，房照拆，怪手照挖……個人遇到的狀況，不致於拆屋，只不過讓我認清並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掏心掏肺與之共事。崩盤就是崩盤了，花上千百倍力氣也回不了原樣。

從高雄回台北的車上，我一路重讀著 Sandel 的《正義》，功利主義如果真管用的話，大約就不會把老百姓搞得這麼忙，這邊急著抗爭，那邊急著保住自己的家；自由至上嘛，現在看這樣的權利全掌握在政府與財團手上，老百姓的選擇權只剩下不吃、拒看、抗議（老百姓真的好忙）及接受。Sandel 所偏好的解決之道：美德與思辨共善，獲得最多人肯定與支持，只除了學校和家庭沒教思辨，媒體支持美麗胴體的時間多於關切美德，在鈔票與權力面前，多少人腰桿子比任何瑜伽大師都要柔軟？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相信正義；是的，我只是個努力求生存的小人物，但我更明白很多事情不是用鈔票衡量，選擇承諾，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想要驕傲地挺直腰桿活下去，因為相信每個人心中還是有著蓄積的能量正待引爆。

因為活著，是責任也是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