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bat Gula是我第一個知道的阿富汗女孩的名字。1985年6月她的照片登上《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封面，她翠綠的雙眼直視著Steve McCurry的鏡頭，惶惶不安的神情讓人難以想像那時的她只有12歲。多年以後，《國家地理雜誌》發起“尋找阿富汗女孩”拍攝計畫，剛滿30歲的Sharbat Gula再度出現在鏡頭前，紀錄片中的她臉上多了皺紋與傷疤，當她的照片第二次出現在該雜志封面時，她穿上了“布卡”，讀者無法看見她海綠色的雙眼。
經過了36年，阿富汗的戰火仍未完全止息，動蕩帶來的貧困與疾病讓多數阿富汗民衆的生活水平長期處于赤貧。缺乏教育與保守的社會觀讓阿富汗女性地位遠不如身處開放社會的我們。在阿富汗第一位國會女議長也是作家的法齊婭．庫菲所著《我不要你死于一事無成：給女兒的17封告別信》中，我們看到了20世紀80至21世紀初許多阿富汗女性的生活縮影：“被周圍的一切所包圍。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變大的同時也變小了許多。在厚厚的蒙面長袍之下，我的呼吸喘息聲兒變得很響，身子也越來越熱，仿佛就要得幽閉恐懼症了。我甚至覺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塊厚厚的尼龍布幾乎要把我悶死。那一刻，我覺得這樣的穿著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無影無踪，人突然變小了，不重要了，孤立無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長袍的那一刻，我曾經努力開啓的生活大門突然被關閉。”出生于政治世家的法齊婭的經歷幷非單一個案，法齊婭的幸運也是不幸在于她接受了比許多阿富汗女性更好的教育，但面對到嚴苛的現實環境，她的每一次出門都像是生命中的最後一次出門。
在《追風箏的人》作者胡賽尼另一部作品《燦爛千陽》中，兩位相差19歲的女性主角：瑪麗雅姆與萊拉帶著各自的悲慘回憶共事一夫，共同承受戰亂的威脅與丈夫的暴力相向。對于丈夫來說，妻子是自己的所有物，怎麽與妻子相處，又或者說得更直白的，怎麽處理自己的妻子是他的自由，政權再怎麽更替依然能够讓丈夫保留對妻子的「處置權」。胡賽尼在書中寫下“一年年秋去冬又來，幾個總統在喀布爾上任又被謀殺；一個帝國入侵阿富汗又被打敗，舊的戰爭才結束新的戰爭又開始。但瑪麗雅姆從沒留意，從不關心。她躲在自己心靈的一個遙遠角落，獨自度過了這些歲月。那兒是一片乾旱貧瘠的土地，沒有希望，也沒有哀傷；沒有夢想，也沒有幻滅。那兒無所謂未來。那兒的過去只留下這個教訓：愛是使人遍體鱗傷的錯誤，而它的幫凶，希望，則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胡賽尼對瑪麗雅姆心境描寫，也許是萬千阿富汗女性在經歷悲慘家庭生活後的心靈寫照
阿富汗女性曾經有過一段自由時光——1960-1980年代間，阿富汗女性不僅可穿著襯衫、短裙上街，在1977年時阿富汗女性國會議員的比例，甚至還超越當時的美國。然而在長期內戰中，阿富汗女性地位一退再退，一度在全球女性權益報告中被列爲「對女性最危險的國家」第一名。阿富汗曾在21世紀初興建民間女性庇護所，提供婦女保護及安置受暴婦女，幷提供職業訓練。也在200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暴力法》（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aw），經過多年努力，女性處境一度好轉，女權也得以被重視。然而，在近日的新聞中，同爲女性的我們不得不擔心過去的悲劇是否會再重演。
儘管，塔利班對外宣稱將會不會出現針對女性的暴力，却無法承諾相關權利：關乎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不受暴力侵擾的權利，更甚至：選擇服裝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