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應該多少都有同樣的成長經驗，比方說用課餘時去打工賺零用錢，或者是童年時和長輩一起做家庭代工補貼家用（唔，這好像暴露我的年齡了。），工作對我們而言並不是什麼陌生的事情或者概念，甚至我們很早就知道，我們工作所得到的報酬，能夠讓我們去換取一些什麼，不管是摩托車（現在回頭看，其實根本和方便出行無關，被羨慕的虛榮心才是關鍵吧！）、CD（又是個在時代洪流下被淘汰的東西，但和我同年的人誰沒拿過打工錢去買幾張自己想要的CD的？）……等。我們藉由體力與智力的付出，收穫物質上的回報，是最初我們之所以工作的原因。
然而，離開校園後，工作似乎變得不只是為了換去物質回報，還包含了因任職公司或者機關所帶來的社會地位與身份認同、薪資與付出間的對價關係的合理性評估、人際關係的變化……等。我們被要求在工作上全心全力付出（可能是公司體制，也可能是自我要求），常常我們在下班後也思考著工作（甚至帶入夢境），甚至我們與人聯繫的話題或者生活圈都圍著工作展開，很多年前讀過一本書叫做《我們嫁給了工作？》事實上，我們很少反思所謂的努力工作這件事情究竟是我們真的熱愛這個行業？還是我們享受工作身份所為我們帶來的光環？又或者是，我們真的需要投入極大的努力才能夠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收入？（又是個老話題，需要和想要是兩個概念）年輕的時候，我甚少思考這些事情，工作對我而言其實是種享受。我也可以算是個幸運兒，進入了一家很好的公司，和一群超級棒的同事們工作，並有幸接受或者參與了許許多多對我能力有所提升的培訓或者職務調動，雖然過程中有些問題（多數是我個人的問題），但從來不覺得自己過份努力，現在想想青春與熱情真的是無敵的。然而隨著年紀越長，接觸的人與事情越多，加上這幾年的疫情經歷，我開始反思自己生命的重要性排序，也不再只讀某一類的書。
讀《失控的努力文化》時，我不能說我完全贊成作者的觀點，倒不是說她的舉證不足夠充份或者是文字不好什麼的，而是美國與亞洲其實從社會環境上就有落差，相關的政治機制與系統也有因此有許多不同點，有些事情當然是共通性的問題與現象，例如對於效率與產出的追求與被污染的時間，但加班文化在亞洲（尤其是日本）顯然是更複雜的問題，另一個則是高齡化與高物價帶來的經濟壓力已經存在，並不是所有的中、高齡工作者手上都有足以支撐20年沒有收入的資金或者資產，生活重心當然是一件事情，但令人困窘的是如果沒有持續性的收入，實際上要如期退休並不容易。我相信同樣的問題歐美都在面對，但作者顯然在這件事情上有點輕描淡寫之嫌，這是我之所以無法完全贊同作者觀點的原因。
對於數位工具是否是造成被污染的時間，我和作者其實有相同的看法：工具本身並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被濫用了。我們多數人高估了自己的「多工」能力，卻嚴重低估了任務切換時的時間成本；人類的專注力其實是有限的，真正投入做一件事情所要投入的時間其實比我們所知道的要長很多。我常常看著所謂的「超快速」、「超簡單」、「超有效」……這種書或者工具性的文章，我都會有點懷疑其真實性。比方說，MECE原則（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算是最常聽到、也夠簡單的思考或者說決策原則，它真正考驗到的不僅是歸納和分析技巧，還包含了對事物的洞悉與理解––換句話說就是結論簡單，但實際上過程很困難。偏偏就是有人會把MECE歸類為超簡單、超快速的解決問題思考術，我不禁想問：「能學會並把MECE用得很好是真的有那麼簡單嗎？」。另一個是帶著筆電進會議室開會的這件事情，其實也並不是真的那麼有效率，包含帶著手機進會議室開會其實也一樣；摸著良心說，誰沒幾次在會議過程中回覆與會議無關的訊息的經驗？誰又沒幾次在和家人朋友吃飯聚會時同時回應工作訊息的經驗？
我們暫且放下尊不尊重或者愉不愉快這些議題，先來問一下自己，為什麼會選擇讓我們的時間被污染？我們究竟害怕的是失去在工作或生活中被看到的機會？還是真心希望能夠創造更多人與人的連結？我們是否願意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要知道，生命中有許多事情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就算不選擇其實也是一種選擇。
工作和生活並不是那麼容易被一刀切開的，在誠品工作的十幾年經驗中，讓我相信真的有樂在工作這回事。我同時也相信工作帶來了壓力與痛苦。一個人只有真正在乎一件事情的時候才會有情緒和感受，喜歡自己的工作並沒有錯，熱愛生活本身也是正確的，努力並沒有什麼不好，但不能夠用努力來道德綁架任何人。每一個人的職場生活往往比校園生活來得更長，複雜度也可能更高（不管是具體的工作內容或者是抽象的人際關係），選擇努力工作不應該是為了炫耀或者攀比，就好像選擇努力把日子過精彩也不應該是為了能在社群網路上引起共鳴是一樣的道理。我們一樣可以選擇努力，但一定不是為了努力而努力。
